民初传教士禁烟“贡献卓著” 美国表现可圈可点【图】

新商盟网 2023-01-25 15:35 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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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南方都市报》刊登“资深媒体人”韩福东文章,题为“民初传教士禁烟应得公正评价”。文章称,传教士在禁烟领域“贡献卓著”,“美国的表现可圈可点”。而杀害传教士的中国民众,“怕也算不上什么‘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’”。

  以下为文章全文:

  清末曾因禁烟而引发鸦片战争,令我们这个老大帝国颜面丧尽。由鸦片贸易而衍生的暴利,长期支撑着它在中国的流通。但社会层面造成的诸多弊病,在20世纪初终于也引发西方的反省。美国的表现可圈可点,他们的鸦片调查委员会所作《关于几个亚洲国家鸦片使用和贸易情况》的报告,刺激了英国朝野。接下来的良性进展是,1909年2月,美国发起在上海召开了“万国禁烟会”,中、美、英、法、日、德、俄等13个国家参与。英国在禁烟的问题上,有明显的退步。

  但在全面禁烟之前,问题仍然棘手。待到帝制变共和之后,这仍是考验中英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。对中国政府而言,禁烟不仅意味着拒绝“洋烟”,还要对种植于本国的“土烟”有所限制。后者,也存在不小的难度。

  当时驻京的英使朱尔典,就曾以中国东南各省都督严禁印度烟土进口,导致外商比上年亏损严重,而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。英国外务次官在议院关于中国种植罂粟及吸烟总额的答辩中称,中国政府对于逐渐减种罂粟一事,不按中英条约办理,稍有懈怠之状。已经停种罂粟的省份,又开始复行种植;已经禁运印烟的各省,亦多种植罂粟。(新商盟网www.xinshangmeng.org)

  来自英国政府的话语,将禁烟的焦点脱离出危害身体的健康层面,而更多赋予其经济意义。在这种话语下,它与主权的关系不大,似乎更多成为中英两国凭借鸦片逐利的经济战,可以相互攀比。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徵祥于1912年12月30日回复称,对英国外务次官在议员的说法“深为诧异”,经查,此前系因革命起义,导致地方扰乱,中央命令不能通行,或有二三省的匪徒暗行种植鸦片,以资获利。等到革命告成,秩序恢复,中央饬令各省都督严禁种植,鸦片已经禁绝。譬如湖南省,前因有匪徒种植罂粟,后制定法律禁止,近来有某个外国人周游该省,据其到京报告,该省禁种鸦片,已经根株断绝,所以关于禁烟条例,已无须颁布。

  陆徵祥还称,如贵国政府所称中国各省种植罂粟果有实据,必须将实查日期及种植区域确实指明,否则只是空论虚言。如果贵政府为中国政府提出实据,则何幸如之。中国政府何尝有意违背中英鸦片条约?听说外务次官在议院中还曾表示,中国共和政府前途艰巨,大有谅察苦衷之处等语。中国政府遥听之下,感铭不已。现在上海储存的鸦片颇为巨额,推英政府之意,必知勒迫各省将民间鸦片悉数收买一事,于事实上颇为至难,中国政府亦断难办到。(《外交部答复英使禁烟抗议内容》,《申报》1913年1月6日报道)英使也于1913年1月8日照会中国外交部,称英国政府认为英华禁烟交涉头绪纷繁,非另派员专司其事,不能得其要领,现派卫尔生为驻华禁烟交涉专使,专负其责。此后关于鸦片交涉,中国外交部可与该使接洽。

  在此次中英鸦片交涉风波中,有一位名叫丁义华的英国传教士,以个人名义电请伦敦禁烟总会仗义执言,进行调停。他认为中国据约行事,并无错误,英使误听该国烟土商的一面之词,倘不从速了结,恐伤国际感情。(《中英禁烟交涉近况》,《申报》1913年1月9日)(新商盟网www.xinshangmeng.org)

  在英国国内,也有来自民间的禁烟协会,不遗余力批判英政府在对外输送鸦片上的不光彩角色。中国外交部1913年1月11日即接到驻英代表刘玉麟的来电,内称英国国民禁烟会全体上书质问英政府:中华民国自革命成功后,上下一心冀在扫除鸦片之毒害,凡为文明国家,必当赞助此举,不意近来英国在华外交当局对于中国禁烟事业,不惟不加提倡,反借口尊重商民权利,横生干涉,殊与大不列颠名誉有损,至于外交当局声明中国如不就英国提议之范围,英国决不承认中华民国,尤为离题太远,请将其理由按条答复云云。《申报》在次日的报道《英人之赞助中国禁烟者》中,称从这些上书者中“亦足见大国民之风度矣”。

  其实,英国政府指控的中国各省仍多种植罂粟,并非无的放矢。从当年《申报》7月11日的报道《陕西神木县民反对禁烟大风潮》中亦可看出,陕省北部的神木一带,烟苗甚盛。1913年夏天,政府查禁烟苗,结果导致“该处匪徒某,因借端鼓惑乡里,谓有符箓咒语,可以保护烟苗,乡民贪烟苗重利,从之者甚伙。该匪徒到处设坛请神,其举动颇有类于义和拳、白莲教,自五月至六月半间,人数愈集愈众,已有七八千人之多。”该县知事刘汉青恐酿事端,于是会同该处驻扎的防营,设法劝导,想令其解散,没想到这些匪徒不仅未听劝导,反而恃其人众,将县知事及防营百余人全部杀害,随后又把衙署仓库及各商号抢掠一空,并焚烧该县所有教堂,且杀死传教士数人。进入7月,匪乱更蔓延于邻县数处。在《申报》报道此事时,陕西省张都督已派军队前去剿办。

  神木县种鸦片的情状,当然构成对陆徵祥外长所说“革命告成,秩序恢复,鸦片已经禁绝”的一个反驳。在经济利益驱动下,罂粟已成很多地区农民和商人的摇钱树,禁种鸦片会造成政府与民间的紧张情绪,甚至会激发民变。从神木事件也可看出,传教士也是鸦片交易既得利益者中的眼中钉,有可能成为禁烟过程中的牺牲品。

  这其实是一个悖论,有识之士多痛恨鸦片带给中国的负面效应;但在已经凭借鸦片获利的中国民众那里,禁烟又是一个不被欢迎的事情。(新商盟网www.xinshangmeng.org)

  究实而论,传教士在中国禁烟中,扮演了相当积极的角色。这些传播上帝信仰的修道者,深切感受到“鸦片贩子”标签在传播福音过程中所造成的阻力。1874年,在中国传教的理雅格等人就曾联合商界发起“劝禁鸦片会”,3年后,在华基督传教士还召开大会,决议鸦片仅用于医药,禁止贸易。各地传教士兴办的戒烟会所也在19世纪末大幅增加。1909年万国禁烟会召开时,美国政府的首席代表也是宗教人士———勃兰特主教。待到民国肇始,传教士仍在禁烟的第一线发挥巨大作用。

  20世纪中叶,曾有一段时期的媒体和历史宣传中,将传教士定位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穷凶极恶的文化帮凶,而反抗传教士文化入侵的造反者,则功莫大焉。至少在鸦片贸易和禁烟层面,这是不符合实际的。传教士在此领域贡献卓著。以神木民变为例,那些造反杀人者,怕也算不上什么“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”。虽然被杀害的传教士具体因何遭忌,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,但和他们鼓吹禁食鸦片、成立戒烟会而被种植罂粟的民众所痛恨应脱不了干系。驱去意识形态的迷雾,我们应该对在华传教士有个实事求是的评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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